好文共赏|郑婷 黄静：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导向与路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不仅对本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关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缺乏一个自主知识体系来系统阐释和指导其实践。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治理框架下，围绕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所形成的具有阐释性和预测性的知识体系。不仅涵盖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概念、理论、方法，还包括其实践经验、制度规则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预测。科学构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为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机关事务工作是建构和支撑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和具体表现，在保障机关运转、支持政务、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机关事务本质上既是一项法定的保障活动，也是一项间接的公共服务^[1]，是系统性、复合性、平衡性很高的服务管理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一环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对机关事务工作提出了“两个重大”“一个表率”“两个更好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这对我国机关事务工作的现代化转型提出了全新要求，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应运而生。从机关事务工作到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既需要扎根中国实践予以引领，也需要构建科学的理论，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政府运行的复杂性和高度集成性。因此，厘清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底蕴，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建构路径就具有了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弥补既有理论对中国特殊经验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阐释的不足，而且能够通过总结以往规律指导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未来发展，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已有研究廓清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向

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阐释性和预测性的双重意蕴。当前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概念建构以及实践探索两大面向展开。广义上，政府运行保障管理通常被定义为“一切保障政府正常运行的内部行政管理活动及其相关理论和实践建设^［2］。”这一概念在传统意义和实践中通常被视为“机关事务”，导致相互混淆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事务”内涵的界定不清晰。因此，只有回到功能层面，将机关事务界定为行政运行保障之活动，才有可能解决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3］。属性阐释也是理解其概念的有效视角。从历史属性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强调了其动态特性，认为这一概念并非静态、孤立的，而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发展演变。随着我国机关事务内部分工向更高级、更复杂、更合理的形态发展，以及对政府机关政务的正常运行要求从基本保障向高质量保障的转变^［4］；从本质属性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可以被归纳为国家公权力，是区别于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和后勤服务的特有属性，也是对机关事务管理内部性质的突破以及对机关后勤服务内容的外延^［5］；从法律属性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是一项法定的保障活动^［6］。这意味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行为及其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受国家法律的制约，即便在行政内部领域，组织关系和行为也无法跳脱法律的框架。

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路径探索层面，已有研究归纳了数智技术驱动、集中统一管理以及立法保障三大路径。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数智驱动路径已经成为提升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和机关行政效率的主要手段，使相关部门可以在更低的资源投入下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保障^［7］。同时，数智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政府运行保障资源供给的传统模式，而且强化了政府汲取治理资源的范围和质量，有效推进了物资供给的灵活调配和配置效率^［8］。然而，当前提升数智技术驱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实践效用的关键问题在于数智技术与制度的适配与协调。仍存在着诸如机械性的技术追求、未充分利用的科技服务、保障资源的理性浪费以及科技支撑后劲不足^［9］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以往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的管理模式多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由此所产生的诸如管理职能分散、部门利益分割等困境制约着政府运行的提效增能^［10］。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以及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广泛应用必然要求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事务形成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其本质是机关事务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发展^［11］。这一路径聚焦的重点在于政府运行资源配置利益的分化与整合，能够有效地消减由于职能交叉所形成的改革阻力、化解各机关部门存在的利益固化的症结以及纠正各主体职能偏差^［12］。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要求下，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更新和提升，也需要通过完善的政府运行保障管理法律体系来实现。立法保障路径能够有力地推动机关事务部门运行保障管理的法治化、现代化和规范化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有财产法律规则的澄清^［13］。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制度的完善促进中央层面法律的协调与适用以及地方层面的推进与延伸^［6］，并通过立法的方式规避由于职能交叉、部门利益和非正式制度等因素所引发的对政府运行保障职能法定化的影响^［14］。

已有研究成果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材料和建构视角，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首先，在理论视域上已有研究仍存在错配与冲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研究的统一语境，已有研究也积极挖掘相关治理理论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研究的契合点。其中，新公共管理理论显然更受追捧，成为当前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导向。这一理论强调的“企业家政府”精神，决定了研究整体取向仍会尤为关注“效率导向”，并着重强调政府所扮演的“元治理”角色。与我国政府注重公平、正义的宗旨相背离，也会限制研究对象的多元性，与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等理论相冲突，并进一步深化“唯政府主体”的研究导向。其次，已有研究内容缺乏历史关切。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基于以往的历史经验指明未来研究的发展进路。然而，已有研究在宏大历史观中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断续性和粗略性的特点。多数研究仅仅将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属性作为一种研究背景呈现，缺乏对历史经验的深入挖掘和反思。可能导致已有知识产出和社会环境、制度等宏观影响因素的割裂，乃至丧失“自主性”这一知识体系的本质属性。因此，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应着力于整合不同思想意蕴，乃至相互在哲学观上相互冲突的学术理论，扎根于我国特有的政府运行保障的历史实践，归纳发展脉络，并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先进的思想以指导。同时，也应对西方近代政府运行保障经验进行反思和重构，寻求能够真正全面解释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叙事框架。

（二）多学科交叉发展夯实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基础

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研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的普遍性与其他学科相互关联^［15］。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本质上是研究资源配置行为和效率的学科，涉及政府内部的行政资源以及外部的公共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涵盖和体现。这种跨学科性使得任何单一学科往往难以对其进行全面透彻的理解和阐述。因此，构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需要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和渗透，从不同学科的研究中汲取经验、视角和方法，努力建构跨学科研究范式。

一方面，不同学科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方法。政治学从公权力的来源和组成以及比较政治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我国公共部门的内部行政资源分配和决策过程，同时总结和归纳了国外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先进经验；经济学则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视角评估政府内部行政资源利用情况、成本效益和资产管理等效率问题，并寻求最佳的管理方案；管理学以组织管理、团队协作、决策制定、绩效评估等领域为研究起点，指导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现代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发展；领导学注重从决策者的角度探索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资源的最佳配置方案，研究领导力、决策科学等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应急管理学关注政府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风险评估、应急响应等管理工具和研究工具，为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体系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为搭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跨学科研究范式提供了条件。首先，跨学科研究范式能够有效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将多学科的知识融合为一体，形成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次，跨学科研究范式能够提供研究方法论的支持。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内部行政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研究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能够提供包括政策分析、评估和监督等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再次，跨学科研究范式能够促进实践导向与理论创新相结合。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不仅注重理论研究，更强调与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将学术研究与政府运行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具体和可行的建议。最后，推动研究范式的跨学科交融也不断推动新理论的涌现，促进学科的不断创新。这种研究范式所包含的多学科的实践导向也能够为政府管理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管理挑战。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对政府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导，使政府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和挑战时能够更加灵活、科学地应对与解决。

（一）机关事务工作的历史演进奠定了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

机关事务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直接关系政府机关高效有序运转以及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从“内务—机关后勤—机关事务—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演变历程中，映照出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趋势以及机关事务工作在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过程中的动态调整与持续优化。这一历史不仅反映了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持，更为理解当前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古代的宫廷内务管理构成了机关事务工作的滥觞，其核心内容主要涉及皇室日常起居、膳食服饰、出行规范、宫廷财政及物资管理等，以确保国家权力中枢的正常运转。这些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后续机关事务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秦汉时期，宫廷内务管理已较为完善，不仅全面覆盖皇室生活细节，还实现了宫廷财政与物资的有效管理。进入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矛盾的激化，政府在军事后勤和政府物资采购方面加强了管理，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这一时期的机关事务工作开始转型，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机关事务工作逐渐从旧有的管理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关后勤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机关事务工作采取了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主要侧重于为政府自身提供服务，确保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和政务活动的顺利进行。随着实践的深入，这种管理方式逐渐暴露出资源利用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原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机关事务管理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的基本格局^[16]。然而，各单位、各部门在机关事务管理中形成的垂直化、封闭化的模式，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效益低、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步入了改革的新篇章。以制度化建设为目标，机关事务部门在革新制度内容的同时，继续塑造其制度优势。按照“小管理、大服务”的思路，行政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得以明确区分，机关事务部门的事务性工作有所缓解，职能分工更为清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外部市场环境的日益成熟，机关事务工作的社会化趋势愈发显著，从直接提供服务向管理、保障、服务三大职能的转变标志着机关事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对机关事务工作三大职能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管理是基础，服务是核心，保障是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机关事务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探讨机关事务管理的基本语境。机关事务的工作职能也逐渐转向规范化和集约化，从依靠计划指令配置资源到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原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成立到“管理、保障、服务”三大职能的确立，机关事务部门的职能定位与转变演进过程，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和政策调整的变迁，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需要总结和阐释的实践经验，为知识体系的建构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机关事务工作管理内容的多元化和标准化廓清了知识体系的建构边界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我国机关事务的工作实践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中就只能获得表象性的规律而难以获得逻辑一致的理论，难以在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中获得突破^[17]；另一方面，我国机关事务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发展成就也逐渐超越现有西方理论的界限，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已无法全面透彻地解释我国机关事务工作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有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葆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向和路径，影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质量和水准^[18]。因此，构建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实践内容出发，明确问题导向、归纳问题来源，廓清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边界。通过分析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十一五”到“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政策文本可以看到，我国机关事务工作趋向于标准化、集约化与信息化。我国的机关事务工作管理内容在长期实践中逐步趋于多元，管理内容从单一的基本生活扩展到公共资产管理、后勤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工作制度等内容。与此同时，其一致性和高效性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机关事务标准化发展规划（2018-2020年）》中明确提出：“牢固树立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机关事务的理念。”2016年起，全国各地机关事务管理局已制定上百项履职标准，包括地方标准、区域专项标准、工程技术标准和内部标准等，通过信息化处理，有效实现了机关事务的统一化和规范化，提高了运行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益。由此，机关事务工作的管理内容蕴含了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边界，锚定以下基本问题：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如何处理“内部性和外部性”“保障和管理”“公平和效率”以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直接涉及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三）机关事务工作的范式跃迁与决策方式转型为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动力

2012年，国务院颁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明确提出了“机关事务统一管理”的全新思路，这标志着我国机关事务管理领域开启了从分散到统一管理的体制性变革，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理念应运而生^[19]。这一概念也是揭示机关事务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并成为对该领域经验、预期和行动的最鲜明、最简洁的表述^[20]。从机关事务管理到政府运行保障转型的背后同样蕴含着我国政府部门运行管理在范式跃迁上的探索实践，整体呈现出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趋势，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动力。具体表现在管理视野和决策方式两个方面。

首先，管理视野从内部视角扩展到内外共建，推动公共部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合作。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视野超越单一机构内部，转向整个公共部门行为，带来了对服务提供、资源科学统筹以及与社会互动的重新审视。它强调政府部门作为整体系统的重要性，不仅关注政府内部运作，也包括对外部环境的响应和公众利益的权衡，推动公共部门更积极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合作，共同提升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事务的发展，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透明度和责任感。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兴起也标志着资源管理观念和利用方式的重大转变。不仅关注资源的最终使用环节，更将资源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科学地反映资源状态。这种转变体现了对资源更深刻的认知与理解，不仅包括资源分配，还涵盖资源的获取、利用、再循环以及最终处置，关注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和长远影响，有助于更精准地规划资源利用，有效避免不合理消耗，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不仅映射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的科学转向，也体现出政府机关资源管理理念从“简单分配”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转变。

其次，决策方式由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体现管理理念由“简单分配”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转变。经验决策和科学决策只是两种不同的决策手段与方式，并无优劣之分。工作职能由保供给向发展与治理的转变、管理视野从内部视角向内外共建的拓展共同推动了政府和机关部门在决策方式上的转型。过去，机关事务管理倾向于依赖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实践，决策常基于历史惯例与常规做法，缺乏系统性科学方法与分析。这种经验化管理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机关的内部运作，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过于侧重政府内部运行效率、资源利用和行政规范，却忽视了资源生命周期的全面性，降低了公共部门资源的利用效率。21世纪初，学者们开始探讨机关事务科学决策的价值，首要关注点集中在政府运行成本问题^[22]。党的十六大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及。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不仅有助于“节约型机关”“勤俭政府”的建设，同时推动我国的政府治理改革，是机关事务管理由“经验”迈向“科学”的关键步骤。当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的行为选择以及机关事务管理是降低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路径选择，但依然存有优化空间。尽管从绩效管理层面出发能有效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但整体效果有限；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虽然降低了政府人均运行成本，但整体机关运行成本却呈增加趋势。因此，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作为促进机关事务管理科学化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不仅是机关事务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标志，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

（一）国家战略引领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导向

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兼具特定的国家治理属性和国家治理功能以及重要的国家治理价值^[8]。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指导思想，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须根植于我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之中，紧密围绕国家战略进行规划和引导。在建构过程中，强调其自主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确保知识体系与国家战略紧密衔接、相辅相成。

自主性是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鲜明底色。它根植于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与认识过程中，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总结成功的社会实践，解答社会问题。它是通过原创性的探索，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性、规律性的理论回应。深化对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历史实践的挖掘，提炼其中蕴含的先进理念，以期构建一套能够全面阐释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叙事逻辑，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确保知识体系的内生动力与原创特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作为一门致力于研究资源配置行为与效率的学科，其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科学性体现在构建知识体系时，须依托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系统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以更为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实践性作为知识体系构建的最终旨归，要求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解答“为什么能建构”的问题，更要攻克“如何建构”的难题。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需求，从实践中提炼问题、总结规律，以知识体系为指引，推动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通过实践的检验，不断验证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促进其持续完善与升级。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架构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展现出鲜明的优势。因此，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应高度重视治理理念与制度机制的创新，从政策执行、全球视野、专业素养与创新推动等多个维度，完善管理体系，提升政府运行保障效能。这不仅是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二）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知识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指引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的知识创新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社会生活与理论发展均源自实践，要从实践活动中提炼理论精髓，为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不仅是实践需求的直接体现，更是对实践经验的深度提炼与理论升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其知识创新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运用和发展。

政府运行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展构建和创新。理论需求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了知识创新的不断深化。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研究具有普遍性与全球性的特征，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支撑。当前，政府运行保障管理领域的研究在深度上尚显不足，尤其是缺乏从历史维度进行的系统性审视。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触及该领域的历史属性，但往往只是将其作为背景信息一带而过，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得研究内容与社会环境、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关联变得割裂，也难以充分展现政府运行保障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自主性与原创性的本质特征。

构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脉络中汲取创新动力。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将研究内容置于整个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变迁中进行深入考察，揭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制度与国情构成了全面认知中国实际的基础。对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需坚持发展的观点，深入各个历史时期与发展阶段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和思想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深入探索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从最根本的政治性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知识体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的知识创新与发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系与实践路径。

（三）本土实践与全球视野的交汇：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

在建构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合理平衡本土化方法论与对其他方法的借鉴。本土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2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府治理领域积极探索现代官僚制组织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现代政府结构。然而，我国治理研究在语境上仍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疏离的问题。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我国治理现代化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我国本土化语境下的治理概念更多是从经验性的角度来描述治理，并根据治理环境差异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在理论上面临理论运用的缺失、理论视角的褊狭与依赖现有理论、缺乏反思与原创等三重困境^[22]。

建构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对西方近代行政学相关知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现代世界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支配地位。过去，一元现代性的分析框架长期主导解释政府管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的管理经验，剥夺了非西方世界多样化现代化治理经验的表达。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难以真正全面解释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建构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根植于我国独特的政府实践，重新审视和调整西方知识体系。并借此尝试突破传统公共行政框架，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效载体。基于中国的经验和智慧，建构适合本土环境的理论框架，同时灵活地更新知识体系以适应环境和需求的变化，用“中国之理”指引“中国治理”。

（四）知识转化与知识生态构建：学科发展的关键路径

知识转化是将学术研究、理论和知识应用到实践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动态机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催化剂，也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要建立一个系统的知识转化机制，首先需要明确知识转化的目标和路径。这包括创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促进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开发能够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流程和工具。在学科建设中，应该融合“政治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础，确保学科发展既符合政治方向，又能够深化对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学科建设在目标指向上应符合“政治论”主流哲学观，简单理解即从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考虑学科建设目标，这要求学科建设者具有前瞻性，能够预见未来社会和政府运行的发展趋势，并据此调整学科研究方向。过去，机关事务工作附着于行政主体运行体系之上，是政府运行的其中一个环节，具有后勤化的特征，常常被忽视。加之机关事务涉及人、财、物，管理过程不透明，难以研究。随着机关事务工作不断改革发展，政府内部分工日益精细，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也更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需要去研究。

一个健全的知识生态系统能够有力推动知识的创造、交流与运用。我们亟需构建一个鼓励创新、促进合作的生态环境，确保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及私营部门等各方力量都能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与作用。同时，建立高效的评估与反馈体系，对知识转化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确保知识转化活动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与优化。此外，教育与培训也在知识转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与培训，培养出具备创新思维与卓越实践能力的人才，是知识转化过程中的关键力量。

建立适应现代化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知识的生产环节中增强中国特色概念的供给，在知识组织环节中厘清参与主体及其关系，在知识传播中持续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在知识应用环节中着力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一）在知识生产中增强中国特色概念供给

概念的建构既是知识生产的对象，同时也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当前，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在于概念供给不足^［２３］。而在知识生产中持续增强能解释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实践的特色概念也是构建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路径之一。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领域，中国正在经历对全球知识体系中“中心－边缘”关系的重构，这种独特发展势头与中国的自主性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相辅相成。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中，需要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法学等学科在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分析，从学理上挖掘政府运行保障活动的运行规律，建立该领域独有的概念、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形成自主的知识内核和边界。具体而言，应从中国经验中挖掘和提炼自主性问题。由于各个国家的诞生路径和演进形态各不相同，由此决定的权力配置方式以及政治体制也会有所不同。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的知识生产中，首先应以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的同时，挖掘和提炼出中国特色的自主性问题；其次是要基于经验场景的想象和内涵表达将中国特色的概念直观化。在提炼出自主性问题之后，要将其置于经验场景进行具象化的想象并进行学理性的表达，从而最大程度地延伸中国特色概念的理论边界，为构建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概念材料。

（二）在知识组织中厘清参与主体的角色与关系

当代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着当代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与呈现方式。在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应不断完善和优化知识组织的结构与分工，厘清参与主体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始终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领导主体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最为突出而重要的中国特征，在内容上则必须把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知识体系建构的主攻方向和主要内容。其次，自主知识体系的推进依赖于多种载体，搭建集政府、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企业等多部门的推进平台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应着力打破各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合作的壁垒，通过打造高质量的学术共同体以提升知识产出的质和量，从而促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最后，应调动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参与知识生产和组织的人员等其他主体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积极性。

（三）在知识传播中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

从哲学角度讲不存在绝对自主的知识体系，绝对自主意味着封闭，意味着与外部知识的隔绝，无法进行知识的互通与交流。知识传播旨在将知识组织生产出的知识通过各种媒介和平台最大程度地在社会中进行传递和应用，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促进知识成果的社会化转换。传统的知识传播具有单向、封闭和垄断的特点，而当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知识传播则呈现出交互、开放和共性的新特点。在建构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提升知识传播的开放性。首先应建立开放、交流式的知识传播体系，根据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的本质要求，推动高校、党政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组建的自主知识传播平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可以借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与政府部门和企业建立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政府机关和企业管理工作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课程，确保学生获得实际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促进学术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通过校企合作和政企合作，将人才培养与实际应用更紧密地结合，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领域的发展和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获取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途径。

（四）在知识应用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建构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知识应用环节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首先，在教学培养过程中突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应用性，增强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科专业化和特色化。我国既成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缺乏对政府运营、公共财务、政府营销的关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崛起，决定了政府运营、政府公共财务、政府营销领域的崛起，使公共管理凸显中国化。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课程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规划，即基础理论课程和行业特色课程。在基础理论课程方面，可以通过公共管理原理和理论、政府组织与管理、政策分析与制定、公共服务与市民参与、政府法律与法规、危机管理与应急响应等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坚实的学术基础，理解政府机关事务工作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行业特色课程则着重培养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所需的专业技能，可以设置资产管理、数据分析与预测、案例教学等课程。其次，是要建立自主知识转化机制。立足于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本质属性，不断完善平台建设与政策供给，提升自主知识转化效率，从而推动知识应用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推动自主知识与制度和政策的双向促进。最后，要建立并完善自主知识转化的评估体系。应完善自主知识转化政策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通过制度的完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运行保障管理学理论知识转化实践应用的社会效益。

原文链接：GOA事务管理研究微信公众号

参考文献：